以“重建改革生态”为主题的201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经济新常态发展与展望”论坛上表示，传统的线性预测经济增速办法目前已经不适用了，也不能用趋同法来判断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因为中国“未富先老”的人口因素不同于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所在在蔡昉看来，用潜在增长率的方法来预测中国经济的增速是相对适合中国的办法。
我没有预测出未来还会有7%以上的增长，但是，我对萨默斯教授悲观一些的预测，以及其他有一些乐观的预测，我也有一些评论。其实我们现在每一种预测背后的方法论，都有它特定的应用范围，不能说谁高谁低微波特性测量。比如说20年前，林毅夫教授和我们就是线年以后，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差不多现在尽管不算超过，但是大家也都相信，不会不超过的。线性的方法现在继续使用，很显然就不行了。
还有一个，有一种趋同法，他们认为中国只是美国人均GDP的22%，很自然，达到美国22%的时候，日本是50年代，新加坡、台湾、韩国都是70年代，在这之后，他们又有了20年很高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个就是把人均GDP当做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唯一标准。
我不一样，我认为我们还有一个人口因素，中国的人口，中国叫未富先老，未富先老的含义，我们的人均GDP是在这儿，但是我们的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的程度要大大的早于这个阶段。因此，如果拿中国现在跟日本比，不是日本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而是日本的90年代初，我们都是人口红利消失的时候了。
同样，萨默斯教授讲的“减速”，我们不能从中找到为什么一个国家要减速，一定是要减速，我很赞成，尽管比我们要悲观很多，但是用同样的方法，你预测了印度也要这样减下去，我担心他们的预测在印度的情况下会失算。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印度如果没有其他的变化，还会在人口上得到非常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支持。
最后我的结论，用潜在增长率的方法，来预测未来经济增长，我也不敢肯定，我测不准，别人也测不准，我们用潜在增长率给我们带来的，第一，可以真正知道你的约束条件在哪儿，你是劳动力短缺，是生产力进步源泉完全没有了，资本回报率下降等等。
第二，它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你的潜在增长率，这就是我们通过改革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比如说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通过改革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改革还能改善资本的配置等等等等，所有的要素可以给我们带来改革红利，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重树改革生态”。
（主持人：刚刚你提到日本90年代初的人口结构跟我们相似，90年代初日本基本上没有增长了，改革红利，把所有东西加在一起，您觉得未来十年合理的增长速度是怎样的呢？）
蔡昉：我觉得它的问题在于日本从人口红利消失以后，很自然软管调制器，潜在增长率就下降了，意味着你的生产要素供给和你的生产力进步不能满足你用原来的成本进行了供给能力，因此是供给方的问题。而日本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他们的主流一直是认为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是需求不足的问题，他们所有的政策手段去刺激需求，所以他就不断的犯错误，因此他失去了20年，正在失去第30年。
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应该正确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出在哪儿，很正确的减速，是供给方的因素。一方面通过改革可以把所有的潜力调动出来，延缓住。另一个，也要能接受，最终一个发达的经济体，比如说美国，3%是很快的增长速度了，我们成为很富的经济体以后，也许3%就是很快的增长速度了。
